大多数朋友都认为：谚语“天高皇帝远”指的是“处于远离中央的地区，皇权无法覆盖到当地”的意思。
实则不然。 这句话的出处，是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，原文是： “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。 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！”
显然，这里面突出了一句“不反待如何”，象征着封建社会劳苦大众揭竿而起的斗争。 那么，这句顺口溜的出处是哪个朝代呢？这里面的皇帝是否特指了某一位封建统治者呢？根据学者的研究，这句话中的“皇帝”实为泛指，指代的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无道昏君。不过，在笔者看来，这是有待商榷的，这句谚语中的皇帝并非泛指，而是特指。 且从语法的层面对这句谚语进行分析。“天高皇帝远”与“民少相公多”，是一句非常规整的对偶。在这句话里，“天”与“民”相对，“皇帝”与“相公”相对，严丝合缝。既然是一句关于官逼民反的谚语，那么，这里面的“民”所说的自然是被逼得吃不起饭的劳苦大众，而“相公”则是那些鱼肉百姓欺压良善的官僚阶级。 所以，按照对偶规则，上一句的“皇帝”，应该是特指某一位皇帝，绝非泛指。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的作者黄溥生于明朝，而这部书参考了《元代农民战争史料》。《元代农民战争史料》的作者杨讷生于元末明初，亲眼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变迁，看到了劳苦大众揭竿而起的反抗浪潮。由于，这一切都是杨讷的亲身经历，所以这部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。 《元代农民战争史料》记载，至正八年，温州、台州等地的老百姓打出了“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。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！”的口号，并揭竿而起建立农民武装，推翻了地方政府。从这段顺口溜诞生的年代来看，“天高皇帝远”中的“皇帝”特指的正是元顺帝。 蒙古统治者一统中原之后，将全国各地的人民分为四个等级，分别为：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和南人。 色目人：一切非蒙古、汉人、南人的都算是色目人。包括粟特人、吐蕃人等。传统的说法认为，在元代的社会阶层之中，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，汉人和南人之上。 南人：则是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人民，一般是指淮河以南的南宋境内的人民。在元朝，他们地位最低，最受压迫和歧视。 元朝中央和行省长官一般不授予汉人，地方官吏也是首选蒙古人，有缺才依次参用色目人、汉人。元朝法律规定：蒙古人殴打汉人，汉人不得还手；蒙古人打死汉人，只罚他出征和赔偿丧葬费；汉人打死蒙古人，则判死刑；汉人、南人不准私藏武器、集体打猎或集会祭祀。
这四类人，身处不同的阶级，可以说，在入仕、科考、诉讼方面所获得的待遇都是截然不同的。显然，作为以蒙古人为主导的政权，蒙古人在元朝所享受的待遇相当优越，这种情况也直接让民族矛盾与日俱增。元顺帝登基以后，蒙、汉的民族矛盾已累计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 虽然，元顺帝任命了颇有作为的脱脱，但此时的弊政已不是一个人所能扭转的。脱脱遭到小人排挤退出政坛以后，国家的情况愈发恶化。而元顺帝本人却变得不思进取，逐渐“怠于政事，荒于游宴”，开始破罐子破摔。 当各地百姓揭竿而起即将颠覆元朝的紧要关头，元顺帝仍躲在后宫中钻研“行房中运气之术”。元顺帝是历史上唯二的木匠皇帝，倘若他能与朱由校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，这两位皇帝绝对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。元顺帝除了贪慕美色之外，最喜欢的就是设计船舶，制造宫漏。 1368年，朱元璋夺取通州之后，元大都彻底暴露在义军视野范围内。王朝大势已去，元顺帝干脆卷铺盖滚蛋，撤回漠北老家。 在上都盘桓期间，朱元璋派遣使者招降元顺帝，而元顺帝则以一首诗来回复： 金陵使者渡江来，漠漠风烟一道开。 王气有时还自息，皇恩何处不昭回。 信知海内归明主，亦喜江南有俊才。 归去诚心烦为说，春风先到凤凰台。
在这首《答明主》中，我们能看出元顺帝已认了栽，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处境，将江山社稷“禅让”给朱元璋。原本是元顺帝仓皇北顾，却被他说的大义凛然，这首诗足见元顺帝之荒唐。洪武二年，元顺帝带残部逃往应昌。同年四月，元顺帝因痢疾死于应昌，庙号思宗。 因为元顺帝在江山败亡之时，没有选择背水一战，也没有选择以身殉国，而是自顾自地仓皇北逃，这种行为堪称“知顺天命，退避而去”，于是，便赐其谥号为“顺帝”。 遥想当年，铁木真率领蒙古健儿南征北战，横扫中原。由几代人建立的大元江山，就这样在“驱除鞑虏，光复中华”的口号声中土崩瓦解，沦为史书中的短命王朝。 甚至于，在国破之际，末代帝王乌哈图可汗被朱元璋赐予“顺帝”的谥号，这两个字显然不是褒扬之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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